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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电视调解类节目主持人和调解员的职业素养

时间:2018-06-04 17:41 点击:

河南电视台法治频道 段晓华 当今中国正处在快速发展的社会转型期,人们处在各种生活方式和生活观念相互交织的状态中,在这种快速的变化中,往往会产生更多的精神需求,也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困惑和心理问题。对于大多数的电视观众来说,自我纾解的方式和能力相
河南电视台法治频道 段晓华 
当今中国正处在快速发展的社会转型期,人们处在各种生活方式和生活观念相互交织的状态中,在这种快速的变化中,往往会产生更多的精神需求,也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困惑和心理问题。对于大多数的电视观众来说,自我纾解的方式和能力相对较弱,一旦遇到问题,很有可能累积或放大,造成较大的冲突和矛盾,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调解类节目具有一定的疏导、缓解矛盾的作用,对社会和民生能产生积极影响,20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调解法》的出台,更是赋予了电视调解严格的法律依据和保障,就全国范围看,很多省市都出现过调解类,比如东方卫视的《幸福魔方》,江苏卫视的《人间》,江西卫视的《金牌调解》,以及北京电视台科教频道《第三调解室》、山西电视台科教频道《小郭跑腿》、杭州电视台西湖明珠频道《和事佬》、河南电视台公共频道的《百姓调解》。
笔者认为,调解类节目之所以受到欢迎,是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真实反映了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中人们的情感困扰和矛盾纠结,也抓住了解决家庭,情感、婚姻等问题的七寸,通过主持人或调解员的介入,在某种程度上解决了一些现实存在的纠纷和问题,内容接地气,与大众生活契合度高,有很强的服务功能,受众关注度高,笔者看到,仅《百姓调解》播出的《母亲去世之后》在爱奇艺上的点击率就高达30多万次。
但同时,调解类节目中也大量存在“博眼球、博出位”的情况,有些节目不顾私人隐私,跟风低俗,内容局限单一,有些节目“治标不治本”,甚至是“添乱不帮忙”,要想真正解决而不是“消费”观众的情感,就要让观众在节目中获得阳光健康、积极向上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需要调解类节目的主创人员,尤其是主持人(调解员)具有一定的专业素养和人文情怀。
总体来讲,调解类主持人或调解员应该具备以下素养:
 
一:要清楚自己代表的是一种公众价值判断
2016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社会类、娱乐类新闻节目管理的通知。媒体从业者要积极传达正确的立场、观点、态度,引导人们分清对错、好坏、善恶、美丑,激发向上向善的精神力量。
向媒体打电话的求助人背后都有一个不幸的故事或无法解决的难题。在个人角色和社会角色的交织中,人们常常处在两难的境地之中,对于一位民生调解类节目的主持人和调解员来说,要始终清楚自己代表的是一种公众价值判断,在调解中要考虑大是大非,考虑中华传统文明和价值观,中国几千年来遵从“仁义礼智信”“忠义孝悌”“礼义廉耻”,无论社会发展到何种程度,传统的价值观和优秀的文化传统始终是大众传播者所应遵循的,《百姓调解》栏目的一期节目《母亲去世之后》,调解员在处理一件父子之间的纠纷时,就做到了既考虑公序良俗又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理有据,有情有义,在纷乱的父子纠纷中让双方相互尊重和包容,让问题得到了及时有效的解决。
 
二:要真诚不做作,具有亲和力
一个主持人或调解员在进行现场调解的时候,要能够给人以亲切感、信任感,求助人才愿意和盘托出,将心里话和事实真相说出来,这就需要主持人或调解员有爱心、耐心和真诚之心,能迅速融入所在环境之中,用心了解、走访、倾听。
《百姓调解》栏目的调解员徐桂荣在农村进行调解的时候,无论是衣着还是说话的方式都像当地村民一样,远远望去,就像是村里的一位大嫂,有一个画面笔者印象深刻,因为要到村边找求助人的丈夫,徐桂荣挽起裤管,直接跳上村民的机动三轮车就颠簸在土路上了。她的每一个动作都自然而然,朴实诚恳。相反,有的调解员还没有摆脱镜头感,在尘土飞扬的乡间小路上,穿着大红风衣,脚蹬高跟鞋,用生硬的普通话问着求助者,与其说是在调解,不如说更像是一场个人表演秀,求助者自然会产生隔阂,观众也很难融入,整期节目因为一个太想表现自己的调解员而显得不伦不类、不知所云。亲和力一方面表现在肢体语言上,另一方面,是观众一眼便能感知的内心的真正关切和关心。
 
三:要善于观察,具备现场把控力
民生调解节目的内容通常集中在抚养纠纷,离婚纠纷,赡养纠纷几个方面。社会生活复杂多变,矛盾丛生,调解员或主持人不能被带着走,不能陷入当事人或求助人的语言旋涡和纠纷之中,如果连自己都理不出头绪来,那最多算是一个好的倾听者或只是带着观众看热闹,对于问题的解决,非但没有起到作用,甚至还会激化矛盾。
某一个地方台的调解节目,调解人员未到的时候,一家人尚能坐在一起,但在调解过程中,竟言语不和大打出手,打的头破血流,直至120赶到把伤者拉走,整个调解过程完全失控,没有帮忙反而是添乱。
有一个误区是,某些节目的制作者刻意寻求节目的所谓“爆发点”故意引发现场更加激烈的矛盾冲突,借此引起关注度和高收视,所以有些调解员或主持人在现场会有意识的挑起话题和矛盾点,并参与其中,甚至有时候比当事人还要激动,在这样的错误思路引导下,节目的发展走向可想而知。
调解员不仅要有热情和爱心,还要有理性分析和判断力,有一定法学和心理学方面的知识和经验,对于调解的步骤,能做到心中有数,有条不紊,比如调解的目的,双方的诉求,什么是主要矛盾,什么是次要矛盾。在现场,调解员可以再次确认双方诉求,确定调解的核心内容,共同协商出一个最好的结果,在某些成熟负责的调解节目中,拍摄前,调解员或主持人就要对调解的内容有一定的了解和把握,到现场后能尽快理出头绪,找到问题的切入点,抓住核心,言之有理,言之有物,让人信服。还会让双方签订一份调解合同书,之后还会有不定期的回访。
在具体的工作中,很多主持人或调解员已经总结出了自己的经验,《百姓调解》的许桂荣说:我每到一个家庭,会先分析事情发展的原因,再分析当事人的性格,然后找出矛盾根源,给出解决方案。只有调解员做到心中条理清晰有条不紊,善于观察和发现,才能抓住核心,做到有效调解。
有道是“清官难断家务事”,邻里纠纷,婆媳矛盾、夫妻感情,很多事情和矛盾的产生都不是一朝一夕的,而是一个逐渐发展演变的过程,在很多的调解现场,通常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如果现场的主持人或调解员不善于抓住问题的核心,节目往往会变成一场闹剧或是不了了之。调解不是和稀泥,最容易打动人的都是细节,同时最容易激发矛盾的也是细节,要善于观察,善于发现问题,尽快修复当事双方的情感。 
说话有说话的艺术,调解也有调解的技巧,要善于使用开放式的提问,比如是什么?怎么样?为什么?有时候用封闭式提问获取具体信息,比如是否?能否?切忌偏听偏信,断章取义。
 
四:要尊重求助对象,注意保护个人隐私
笔者在工作中接触过一些调解节目的主创人员,他们的选题中有大量内容和社会中低收入人群有关,尤其是处于城乡结合部的人群居多,而反映的问题多为赡养纠纷和情感纠纷,这样的内容一方面贴近生活实际,但另一方面,如果把握不好度,很容易过度消费个人隐私,有些电视台为了吸引眼球,完成广告创收和收视指标,甚至播出一些严重违反社会公序良俗的内容,最具代表性的事件便是上海电视台娱乐频道《新老娘舅》栏目在2016年1月20日播出的《上海94年女孩轮奸》。
如果在网络上搜索调解类节目的相关视频,很快会出来诸如此类的标题党:《同村偷情私奔》《老夫少妻的火车情缘》《朋友妻偷情三年》。这些节目选题热衷窥探隐私,展示阴暗心理,其实,换一种角度或是在社会学家心理学家、作家那里,会更加深入的解构和剖析当事人的心理,通过深入的了解和分析,会让观者看到生活的无奈,产生同情和不忍,而有些调解节目做得过于肤浅和脸谱化,给观众的观感也常常以负面情绪居多,节目流于低俗化和庸俗化。就心理学而言,观众的猎奇心理是普遍存在的,在美国也有类似的窥私类节目,比如脱口秀《斯普林格秀》(《jerry springer show》),在节目中出现的当事人可以毫无隐私感的相互揭短,自爆家丑,甚至当着观众的面,大打出手,而观众竟在一旁大声叫好,此栏目取得了一定的关注度,但也恶名远播。
主创是什么样的修养和品位,节目就呈现出什么品质。
情感节目在选题上应尽量避免社会负面的边缘话题,特别忌讳为追求收视率而编造故事。调解节目有一个基本的前提和基础,那就是尊重,尊重当事人,尊重公序良俗,符合基本价值观,弘扬法治理念,构建和谐社会。注意保护当事人的隐私是一档调解节目的最起码的职业操守,否则,所谓的帮扶和调解就是一种伪善,就只是为窥私欲找到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
如何不使节目陷入当事人的纷争中,不窥探隐私,只是用真诚朴实的方式去呈现去化解,理性客观,入情入理,使当事人和观众受益,这是需要调解类栏目的主创者深入思考的。
十九大报告中提到,要“深入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激励人们向上向善,孝老爱亲”。电视台在维持生存,讲求经济效益的同时不能忘记作为大众传媒的社会责任,对政治、法律、道德的底线都不可逾越,在以故事化的手段吸引观众的同时,积极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正能量。电视民生调解节目的主持人和调解员在节目中要发挥正能量的作用,真正解决而不是“消费”观众的情感,要让观众在节目中获得更加阳光健康、积极向上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编辑:田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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