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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新常态下庭审类节目的艺术特色及

时间:2015-07-31 19:37 点击:

浅议新常态下庭审类节目的艺术特色及
浅议新常态下庭审类节目的艺术特色及 
其引发的媒介思考----以《庭审现场》为例

中央电视台社会   曹国栋

引言
庭审类电视节目起步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标志性事件就是中央电视台实况转播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依法公开审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随后经过十余年漫长的孕育与等待,一批庭审类电视节目破茧而出并繁盛一时。比如:南京电视台《法庭传真》、河北电视台《现在开庭》、四川电视台《庭审进行时》、北京电视台《庭审纪实》等。时至今日,虽然有个别栏目盛极而衰,但是相当数量的庭审节目仍然在各自的频道发挥着巨大作用,这其中就包括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的《庭审现场》。它是目前唯一一档以法庭审理过程为节目主线,突出审理“进行时”与现场“目击性”的庭审类节目。而且经过多年的深耕细作,《庭审现场》已经成为名牌栏目,作者尝试以这个栏目为例,从艺术特色及其引发的媒介思考入手,浅议庭审类节目的拓展空间和需要注意的问题。
一、新常态下庭审类节目的拓展空间
2014年10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国法治建设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也就是在这一年,法治建设与经济建设一起迈入了不同以往的“新常态”。依法反腐、司法纠错、海外追逃到全民守法用法,这些法治建设“新常态”为庭审节目提供了新的视角。
新视角意味着新的拓展空间,也意味节目要有过硬的素质,尤其需要在自身艺术特色和媒体伦理上多加修炼,才能更好地适应法治建设“新常态”。从2005年第一期节目播出到现在,《庭审现场》已经走过了10年的时光,作为一档40分钟的周播节目,《庭审现场》始终按照新闻报道的模式对各种案件进行适当的安排与协作调整,始终把公众的需求放在首位,把握最新的线索,选取平民化的视角,采用纪实的态度,体现着最终极的人文关怀。
二、新常态下《庭审现场》的艺术特色
(一)节目选材独具特色
1、栏目选材关注时事热点
《庭审现场》追求具有新闻时效性的案件。例如2013年9月份播出的《大兴摔婴案》,就是以发生在北京市大兴区一个真实的刑事案件作为选题。该案发生之后,瞬间就在微博、论坛上成为了最热门的话题,人们就犯罪嫌疑人的施暴过程进行了深刻的探讨。于是当被告人在法庭上被提起公诉之后,编导拍摄了整个庭审过程,取得很好的收视效果。从实际寻找素材,又在素材寻找的过程中进行当下最热门、最客观、最冷静、最清晰的实时报道。这种贴近现实问题、关注现实热点问题的专题选择,是该节目一直以来的优势。
2、节目定位选择平民视角
《庭审现场》栏目在选材方面除了贴近社会热点话题之外,还有一个更为突出的特点就是:贴近平民化视角。像2012年播出的《八旬老母状告六子女》、《中年妇女离婚案》,2013年播出的《盲人夫妻为何遭遗弃》、《民工讨薪记》等都是贴近民众生活的节目。有位专家曾经表述过这样的观点,在电视节目的制作当中,最应该注意的就是题材和事例的选择。因为它会决定这个节目的定位,会决定节目所呈现出来的效果,更会决定这个节目的受众。
(二)庭审过程真实性记录

“当容含主体意识的电视纪录片与摄制对象范型发生协同、共振时,已不再是声画构成元素的简单完成了。从失控运动的造型艺术意义上讲,电视纪录片在纪实性创作中占据了特殊的地位。”[①]这是申晓力在《电视纪录片的美学特征》中的一段话。《庭审现场》一直以制作纪录片的方式和流程完整记录每一次法庭审判。在这一个意义上说,纪实性是《庭审现场》最大的特征。

或许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有进过法庭,或许我们看过的跟法庭最相关的就是《律政先锋》、《全民目击》这样的电视剧、电影。但是通过《庭审现场》,可以让观众了解到一个更加真实的法庭,一个可能比影视剧还要精彩的审理过程。
(三)案情发展激变式呈现

英国戏剧理论家阿契尔在《剧作法》中说:“一个剧本,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总是命运或环境的一次急遽发展的激变。”[②]《庭审现场》追求的正是这种激变式的故事呈现。

在2013年9月28号播出的《大兴摔婴案》节目中,开场用了三分钟时间尽力营造本案最大的悬念:为什么一个成年男人会如此残忍?其中运用了背景式纪录片与采访相结合的形式,当悬念造足之后,这一段戛然而止,而后进入了正式的案件审理阶段。
第一波是开庭,在这一个段落中,《庭审现场》栏目一般会制造2到3个完整逻辑的小悬念在此之中。例如在《大兴摔婴案始末》中,在八分钟左右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小的悬念,面对公诉人的指控,被告人韩磊不像在开庭审理之前说的那样愿意接受最严厉的法律制裁,而是认为公诉人的指控与事实有出入。这就在案情审理过程中引发了第一个悬念,究竟谁说的是事实?韩磊辩称自己只是想摔车泄愤,根本不知道车里还有一个孩子。这就引发了第二个悬念,难道韩磊看不出来车里有一个孩子吗?他辩称以为那是一辆购物车。韩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判断呢?旁白的质疑加深了案情的悬疑,庭审又往前推进了一步。像这样的具有逻辑的悬念设置在《大兴摔婴案始末》中比比皆是。

中央戏剧学院教授杨健在分析好莱坞影片《汉尼拔》时,将悬念的构成,分成大悬念和小悬念。“大悬念包括事件的悬念、命运的悬念、主题的悬念。大悬念就是全剧情节发展的指路标。剧作家在全剧开端部分,披露某些已知数,留下一些未知数,造成观众对全剧高潮的正确期待,提醒观众应该把注意力在什么地方。小悬念指每一场、每一段落相对独立的小悬念。小悬念往往在每一部分的开端部分出现,在本段的高潮部分得到解答,属于本段落的局部悬念。各场的小悬念,应当引导和推动总悬念的形成和解答。总之,悬念的结构,应是由一个大选年引出一系列小悬念,最终导向大悬念的解答。”[③]《庭审现场》栏目正是应用着这样的悬念设置理论。每一场官司都是一个大悬念,围绕着被告人能否被绳之于法进行着最大的悬念设置,而在这个大的悬念之中,每一个段落都包含着若干个小的悬念。

三、《庭审现场》栏目引发的媒介思考
以庭审现场为依托的节目,真实性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这种真实也带来了有关媒介伦理的思考。大量的情节设置,故事化讲述方式是否对被告人的心理造成伤害?是否对案件相关人员隐私权、肖像权、名誉权造成侵犯?摄像机的存在以及记者的现场采访是否打乱了本有的节奏?是否对审判带来舆论压力?一个个问题抛来,到底是媒介审判还是人文关怀,由《庭审现场》引发了一系列媒介思考。
(一)《庭审现场》类型栏目蕴含的人文情怀
首先,作为一个真实记录的栏目,《庭审现场》镜头语言永远要写着善良二字,电视表达的核心永远是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不论犯罪与否。所以,强迫出境在法制栏目中是完全被禁止的。他们不能在不愿意接受采访的情况下被采访,更加不能强迫被害者因采访而受到二次伤害。而对于被告人,他们也是拥有人身权利,拥有着不接受采访不接受拍摄的权利。从媒体的从业道德角度、新闻伦理来讲,法制栏目的编导必须在最透明,最公开的环境中,经过法律最严格审判程序的安排,最坚定的保护、关爱每一个灵魂,以最高的自由度聆听他们的声音,在最细微的变化中,感知灵魂最深处最深情的呼喊,我们应该做的是给予尽可能多的关爱和尊重。
(二)《庭审现场》类型栏目引发的媒介审判

在庭审节目中,常常被提及到的就是媒介审判问题。“媒介审判”(trial by media)是指新闻媒介超越正常的司法程序对被报道对象所作的一种先在性的“审判预设”。[④]它是新闻竞争日趋激烈下的产物,从法理学的视角看,“媒介审判”损害媒体作为社会公器的形象,是新闻媒体的职能错位,它使得司法独立和新闻自由的天平过分倾斜,有悖于法治精神。庭审节目很容易预设立场,然后根据媒体需求进行节目的编排,最终对法庭审判造成舆论压力,有时甚至影响审判结果,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媒体作为人民群众的公知渠道,首先应该保证引导正确,而且在引导过程中一定要注重事实的客观性、真实性和公正性,尤其在法律节目中,无论是施害人还是受害人都拥有最基本的公民权利,都需要平台进行声音的传递,保证其言论的自由。

《庭审现场》作为一档高质量的法制节目不仅对人们增强法律知识,普及法制观念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且还肩负着维护公民权益,保护知情权、隐私权的重任,所以需要不断丰富自己的艺术特色为中国法治建设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1.M·门彻 《新闻报道与写作》, 华夏出版社
2.申晓力《电视纪录片的美学特征》
3.毕根辉 杨希 《剖析电视庭审法制节目四大特征》
4. 威廉.阿契尔《剧作法》中国戏剧出版社
5. 杨健《拉片子:电影电视编剧讲义》
 
 
 
 
 


[] 申晓力《电视纪录片的美学特征》,《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9年地6期

[]威廉.阿契尔《剧作法》中国戏剧出版社 1964年 第33页

 

[]杨健《拉片子:电影电视编剧讲义》,作家出版社2007年版,第70-71页

 
[]媒介审判定义 百度百科
 

(编辑:田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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