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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法制节目创作值得注意的问题

时间:2011-10-26 13:48 点击:

  中国电视法制节目作为中国电视大家庭中的一员,已经走过了二十年。它的出现不仅丰富了中国电视节目的内涵,扩大了电视节目的社会影响力,而且对中国的法制化建设的进程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涂卫宁 汪国华 李华:
 
  中国电视法制节目作为中国电视大家庭中的一员,已经走过了二十年。它的出现不仅丰富了中国电视节目的内涵,扩大了电视节目的社会影响力,而且对中国的法制化建设的进程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任何事情的发展都有两面性,冷观细看,不难发现,电视法制节目的创作在繁荣的同时还存在许多的问题,如果忽视这些问题的存在,必然会影响法制节目的创作质量和传播效果,甚至还可能向受众传播出错误的信息,背离节目所宣扬的法治精神。
 
客观记录功能的放大
 
  电视的客观记录功能是新闻的重要元素,符合新闻事实是新闻的本质这一法则。法制节目是电视新闻节目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闻传播中事实是传播的主要内容,是一种反映客观世界变动的事实,但事实能否成为新闻,则取决于事实的信息量和传播价值及使用价值。如果盲目地追求信息量而忽略传播价值和使用价值就会背离新闻的本质。 
 
  电视以音、画、字等多种元素向受众传播信息,能让受众有身临其境之感,使新闻更客观更可信。正因为如此,客观性记录在电视法制节目中得到了充分的运用,也使电视法制节目获得了很高的收视率。因此,在电视法制节目的创作中,一些编导为迎合受众的口味,对犯罪分子的作案方法、作案细节以及公安机关的侦破手段、破案过程加以细致描绘,还美其名曰:真实记录、客观展现,充分发挥了电视的客观记录特性。但是这样一来,在这些编导希望表现“法网恢恢,疏而不漏”这一主题的同时,也向受众传递了许多负面信息:过分展现犯罪嫌疑人的犯罪细节;过分表现犯罪分子对抗法律的心理;过分暴露公安机关的侦察手段等等,让一部分受众产生了畏惧恶势力的恐惧心理,让一部分人对社会稳定产生了怀疑,甚至让一部分有犯罪动机和正在实施犯罪的人得以窥探公安机关的侦察手段而逃避法律的制裁。 
 
  某市历经艰辛破获了一起大案,当公安人员在审问主犯的作案技巧是从哪里学来的时候,该犯的回答让警方感到震惊:他长期收看该市一档反映公安破案题材的电视节目,并时常记录下来加以揣摩。这个真实的故事让我们不得不审视我们一味强调的电视的客观记录功能。在电视法制节目的制作中,不管是对自然犯罪的记录,还是以真实再现的手法展示犯罪过程,如果不加选择地自然展示,并充分的“展示”其细节,就难免影响人们对社会生活的判断和认识,以至于诱发、诱导人们,尤其是青少年的犯罪,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美国广播公司曾对100名青少年罪犯进行调查,其中22人说他们是模仿电视上的方法进行犯罪的。华盛顿大学一位教授研究发现,因暴力犯罪而进监狱的男性囚犯中,1/3的人承认他们在犯罪时曾有意识的模仿影视作品中所描写的暴力犯罪的手段和技巧。 
 
  新闻传播的对象是受众,传播者的“传播什么”和“如何传播”这两个传播要素,只有在受众存在、并且受众能够获得正确认知的前提下才符合传播者的初衷。因此能否对新闻受众产生影响,成为新闻传播的关键所在。如果我们一味地追求电视客观记录功能并加以放大,那么在向受众传播违背法律精神的新闻信息时,新闻媒介就会丧失社会责任感,从而失去受众。因此,我们电视法制节目的创作人员要正确运用好客观记录的功能,去捕捉客观世界中有益的信息,当好新闻传播者的角色。
舆论监督功能的滥用
 
  电视作为新闻传播媒介之一,其实效性、直观性和普及性决定了它的舆论监督功能与其他媒体相比,具有无法比拟的作用和效果。而舆论监督也是电视法制节目最为重要的社会功能之一,也是电视法制节目提高收视率的重要手段之一,如何把握电视法制节目中舆论监督功能的度,并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是电视法制节目创作值得关注的问题。 
 
  舆论监督的社会认知度是电视法制节目首要关注的问题。由于人们在社会这个大舞台上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处于不同的地位,担负着不同的责任,因此不同层次的人对舆论监督有着截然不同的认识。表示认同的人认为,通过适量的批评报道,能起到正面宣传达不到的效果,他们同时也认为舆论监督性的报道,只要客观公正,使群众的不满情绪得到一定程度的发泄,人们反而会对现实社会表示理解和宽容,比如电视法制节目对下岗职工和农民工的维权、药品价格和药品质量以及食品安全等一系列涉及民生的舆论监督,人们普遍认为这对社会的进步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而持反对意见的人认为,如果电视法制节目揭示社会矛盾过多,就会影响人们对当前社会的心理认知。在传播学里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叫做“媒体现实”。受众现在所处的世界是一个被媒体包围的世界,如果媒体――特别是受众关注的电视媒体――每天报道的内容都是暴力犯罪、贪污腐败、假冒伪劣、行政不作为等消息,久而久之,就会在受众的心理层面上形成一个“负面社会”的形象,这与电视法制节目所承担的引导舆论的社会角色是不相符的,而事实上,电视法制节目中舆论监督的功能有被扩大化的迹象,并导致舆论监督走入效益化的误区。 
 
  由于舆论监督――特别是电视法制节目的曝光类节目,很容易引起党政机关和社会各界的关注,这也使得许多问题在电视媒体上曝光后得到了及时、公正、妥善的解决,这充分显示了电视法制节目强大的舆论监督功能。但同时也导致一些群众对电视媒体的舆论监督期望值过高,他们认为“电视台”就是“青天大老爷”,可以包治百病,可以解决任何问题,一旦在日常生活中发生矛盾、纠纷。受到冤屈,首先想到的是去电视台告状,找说法。如湖北电视台《法律在线》栏目组每天都会接到上百个热线电话,基本上都是要求电视台去曝光、去伸冤、去维权,而没有想到利用法律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样一来,电视台就成了他们心中的法官,成为了社会的执行机关。而我们的一些电视台法制节目正成为这样的角色,但这却恰恰违背了法制节目的法治精神。 
 
  随着市场经济进程的加快,追求经济效益已成为媒体的终极目标之一,在这种形式下,有的电视媒体单位似乎“聪明”起来,以强化舆论监督为幌子,追求更多的经济利益,以曝光为要挟,逼迫企业在电视台做广告。少数记者还利用公众对法制节目权威性的信赖,对舆论监督的崇信,把自己当作正义的化身,对企业的质量问题,少数干部的违纪问题等事件十分关注,利用媒体舆论监督这块招牌索取金钱,获取利益,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使舆论监督变了味,成为新的社会问题之一。 
 
  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我们应该清楚舆论监督要在法律的范围下进行,电视台不是法官,不是行政机关,电视台作为媒体之一,必须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合法合理的把握舆论监督的尺度,正确引导舆论。
 
法制含量的缺失 
 
  所谓电视法制节目的法律含量,是指创作人员通过节目传递给受众法律信息的有效成分的多少,这种多或少是由法律精神的信息量所决定的。而法律精神的信息量不是法律知识的堆积,也不是法制故事的讲述,而是一种法制精神的延伸。 
 
  电视法制节目具有将人与法、法律与行为的相互关系及其结果赋予电视化的媒介特征,因此它是电视手段和法制题材相结合的统一体,而它的法制含量的多少和法理性的适度成为衡量电视法制节目的关键所在。 
目前,我国电视法制类节目已经达到繁荣的阶段,从数量到质量都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是法制含量的缺失依然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法制信息报到失实还时有发生。特别在法制类新闻节目中,有时由于记者采访不够深入,有时是因为有关部门提供的情况与客观事实有出入,有时是偏听偏信、有意捏造,渲染一些耸人听闻的情节,这些非客观性报道的后果是导致虚假报道的出现,后果严重的可能构成记者对当事人的诽谤,甚至因此而承担法律责任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电视法制节目在强调时效性的同时还要坚守法律规范和新闻宣传规范,不能与法制精神相悖。有的电视法制节目一味追求时效性,对司法机关和审判机关还没有侦察终结和审判终结的案件进行了“残缺性”的报道,从而影响了司法机关的侦破或者是干预了审判,妨碍了司法公正。特别是当公众通过新闻媒介了解的残缺事实与案件审判结果相左时,案件当事人就会受到不公正的舆论压力。这种“残缺性”的法制报道,对司法机关的司法公正和案件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的维护都是有害无益的。有的时候还会由于舆论的压力而导致错案的出现,那样的后果则是更加严重。 
 
  电视法制节目的法律含量的缺少,也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目前有相当一部分法制节目只报道事件的来龙去脉,追求故事的精彩,没有相关的法制教育内容,有的电视法制节目只讲故事、讲法律条文,不注意节目中的法理阐述,从而导致观众对节目意义的漠视,并会最终导致收视率的下降。 
电视法制节目制作的目的,应该视结合现实生活中已经发生或是正在发生的事件,提炼相关的法律元素,潜移默化的让观众获得法律知识,从而使他们在日常工作生活中自觉地以法律的尺度去规范自己的行为,最终达到法制宣传的目的。 
 
  电视法制节目应该有别于新闻报道,新闻节目往往只注重案件的发生,而法制节目则是借助电视的多种艺术表现手法,注重讲述方式的同时应该引申出案件所涉及的某些法律问题和法律关系,从而借助对案件的报道反映一种法治精神,达到更好的宣传法制的效果。
 
情、理、法的关系处理不到位 
 
  情、理、法三者的关系处理是电视法制节目难题。中国传媒大学教授胡智峰先生在其所著《中国法制节目特质、创作与开发》一书中,对“情、理、法”在法制节目中的定位已经给出了一个较为清楚的概念:所谓“情理”更多的是从个人和群体的角度来考虑,它倾向的是个人和群体的情感感受,关注的是感性的尺度和标准。中国是一个人情大国,传统文化积淀深厚,各种情理作为一种习俗或习惯,在某些群体某些地区的社会关系的维护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所谓“道理”则是更多地体现在制度的层面,所采用的是知性的尺度和标准,如各种规章、规划和规矩既有情理作为基础,又有制度化的体现。所谓“法理”则是法律层面的产物,它体现为各种相对严谨、稳定的法律条文,需要使用的是理性的尺度和标准。在这三者当中,情理易变,道理趋稳,法理则固,相比较法理更具有权威性,严谨性和严肃性。在电视法制节目的创作中,经常会碰到三者交融,稍不注意,就会出现信息传播的偏差,并对节目的导向产生影响。 
 
  例如,在湖南的一个村庄发生了一起盗窃案,小偷在逃跑时被村民抓住并被活活打死,死者家属状告打人者。某媒体在报道这一案件时,以案件的发生为重点,偏重于介绍当时村民在怎样的情况下打人致死,人们对此事的看法等等,而对死者家属状告并胜诉的后续情况却撇开不谈。这样的报道,从某种程度来说,偏向情理,漠视了法律,貌似支持正义,实则怂恿犯罪,所以“情理”可能会使节目好看,可以打动人引起人们的同情之新,但却忽略了法律的含量,而过分强调“法理”又会给人不近情理的感觉。这起案件在法院审判时,以过失杀人罪对杀人者予以法律的制裁,因为他没有主观故意去打死小偷,而是一时情急之下过失杀人,所以法律又富有一定的人情味。 
 
  这起案例表面上是法不容情,实际上则是法中有情,因此我们的法制节目记者在遇到有情、理、法三者发生矛盾的时候,应首先从法理入手,去理清事件的脉络,在法与理的把握中,找准法的内涵,明辨法理,同时应该注意情理表述。就以上面的案件为例,如果法律不惩罚打死人者,那么法律就是从另一方面怂恿罪犯,虽然法律惩罚了打死人者,对其似乎不近情理,因为他没有杀人动机;如果我们从另一角度来看,小偷显然犯了盗窃罪,但是依照我国刑法他却是罪不至死,因此情理也有双重性,只是我们所处的观察角度发生了变化而已。如果我们电视法制节目的记者抓住了这一点,也就是找道了情、理、法三者的处理方式,就是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依据,以理服人,以情感人,崇尚法治精神。
 
  因篇幅有限,还有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还没有列举,如隐形采访的问题等。虽然中国电视法制节目目前的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但是我们既不能忽视,也不能放任,而是应该以正确的思维去审视它,以敬业的精神和科学的态度去修正它。电视法制节目作为电视的一种新类别,它的法制含量的多少决定了节目的性质,只有在电视法制节目中正确处理情、理、法三者之间的关系,客观真实地 记录法制案件的事实,坚持正确的舆论监督导向,遵纪守法,提高节目的法制含 量,才能担当起历史赋予的社会责任,从而无愧于“历史记录者”的使命。(本文作者工作单位:湖北电视台)(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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