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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司法改革回顾:中央深改小组8次会议 通过七个文件

时间:2015-01-12 10:07 点击:

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举行,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司法改革要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为了推动包括司法改革在内的全面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成

 

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举行,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司法改革要“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为了推动包括司法改革在内的全面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成立中央深改组。2014年,司法改革成为中央决策层讨论的主要议题。中央深改组已经召开了8次会议,其中4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共计7件与司法改革直接相关的文件。

1月22日,中央深改组举行第一次会议。

2月28日,中央深改组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的意见及贯彻实施分工方案》,明确了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目标、原则,制定了各项改革任务的路线图和时间表。会议要求,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确保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改革。

6月6日,中央深改组召开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三个关于司法改革的方案,其中包括《关于司法体制改革试点若干问题的框架意见》,《上海市司法改革试点工作方案》和《关于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方案》。一周后,中央决定在上海、广东、吉林、湖北、海南、青海6个省市先行试点司法体制改革,为全面推进司法改革积累经验。

7月12日,上海市召开全市司法改革先行试点部署会,成为首家启动司法改革试点的省份。改革重点任务包括:实行法官“员额制”,落实“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省以下法院人财物统一管理。7月底,上海市司法改革试点推进小组审议通过了《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和《上海检察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

10月20日至23日,十八届四中全会召开,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本轮司法体制改革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11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北京、上海、广州知识产权法院案件管辖的规定》发布。3天后,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正式挂牌成立。

11月28日,经中央政法委批准,广东正式启动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内容包括改革审判权、检察权运行机制,完善法官、检察官职业保障制度等。

12月2日,中央深改组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试点方案》和《设立跨行政区划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试点方案》。

12月15日,经中央政法委批准,湖北正式启动司法体制改革试点。确定武汉、襄阳、黄石、恩施等4个市州的中级法院、市州检察院和所属2个基层法院、检察院同步开展先行试点,试点时间至2015年6月。2015年7月开始,按照修改完善的试点方案,全省全面推进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

12月16日,广州知识产权法院成立。

12月25日,媒体报道青海省正式启动司法体制改革试点,海东市、海北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检察院,以及西宁市城西区、海东市民和县、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格尔木市、果洛藏族自治州玛沁县法院和检察院,为首批试点单位。

12月28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命刘贵祥为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巡回法庭庭长、胡云腾为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庭长。同时任命的,还包括4名副庭长。

同日,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和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正式挂牌设立,分别成为我国首个跨行政区划的法院和检察院。

12月29日,海南省召开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实施动员大会,宣布根据中央政法委批准的《海南省司法体制改革方案》要求,从2015年1月起,海南省各中级法院、海口海事法院,各检察分市院及所有的基层法院、检察院将开展试点。

12月30日,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和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四分院正式挂牌设立,分别成为我国首都的跨行政区划的法院和检察院。

12月30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规范刑事诉讼涉案财物处置工作的意见》。会议指出,规范刑事诉讼涉案财物处置工作,是一件事关正确惩治犯罪、保障人权的大事,是一项促进司法公正、提高司法公信力的重要举措。这些年来,司法不公、贪赃枉法的一个突出问题就发生在刑事诉讼涉案财物处置的过程中。涉案财物处置涉及不同诉讼领域、不同执法司法环节,是一项跨部门、跨地方的复杂工作,政策性、操作性要求都很高,各地区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大局意识,加强协作配合,尽快探索建立涉案财物集中管理信息平台,完善涉案财物处置信息公开机制。各级党政部门要率先尊法守法,不得干预涉案财物处置过程。要加强境外追赃追逃工作,抓紧健全境外追赃追逃工作体制机制,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追赃追逃工作。有关部门要对涉案财物的定义、认定标准和范围等进行明确,增强各地和各司法机关执行政策的统一性。

会议指出,明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气可鼓而不可泄。要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重点提出一些起标志性、关联性作用的改革举措,把需要攻坚克难的硬骨头找出来,把需要闯的难关、需要蹚的险滩标出来,加强对跨区域跨部门重大改革事项协调,一鼓作气、势如破竹地把改革难点攻克下来。要把提高改革质量放到重要位置,坚持速度服从质量,做实做细调查研究,多深入基层听取各方意见,严格方案制定程序。对已出台的具有重大结构支撑作用的改革,要抓紧出台细化实施方案,坚决消除“中梗阻”“肠梗阻”。对已经出台的重大方案要排队督察,及时跟踪、及时检查、及时评估、及时整改,重在发现问题。要明确各部门各单位落实改革方案的责任和要求,提高改革方案穿透力,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要增强改革动力和合力,强化部门的责任担当,增强大局意识、紧迫意识,以政府自身改革带动重要领域改革。


中央深改小组:刑事涉案财物处置将公开

来源:新京报

【焦点1刑事诉讼涉案财物】

涉案财物将建集中管理平台

【会议内容】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规范刑事诉讼涉案财物处置工作的意见》。

会议指出,规范刑事诉讼涉案财物处置工作,是一件事关正确惩治犯罪、保障人权的大事,是一项促进司法公正、提高司法公信力的重要举措。这些年来,司法不公、贪赃枉法的一个突出问题就发生在刑事诉讼涉案财物处置的过程中。

涉案财物处置涉及不同诉讼领域、不同执法司法环节,是一项跨部门、跨地方的复杂工作,政策性、操作性要求都很高,各地区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大局意识,加强协作配合,尽快探索建立涉案财物集中管理信息平台,完善涉案财物处置信息公开机制。

【解读】在处理刑事诉讼涉案财物问题上,我国法律有明确的规定。但是,现实情况是,在执行过程中,仍然存在不同程度的漏洞。比如,个别司法人员将赃款赃物据为己有,该返还被害人的没有返还,存在贪污、挪用等情况。

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名誉院长樊崇义表示,中央提出涉案财物的问题,关系到人民群众的财产权,非常及时,对于今后解决相关领域的乱象将起到很好的作用。

樊崇义表示,在涉案财物处理的过程中,涉及多个部门和多个主体。如果信息不公开,容易滋生暗箱操作,为司法腐败制造漏洞。如果建设一个公开的信息平台,进行信息共享,将财物的来源、去向、保管、移送和处理在平台上公开,可以促进司法公开和司法透明,对于遏制腐败和防范涉案财物的暗箱操作是一个有力的武器。

涉案财物认定标准将明确

【会议内容】有关部门要对涉案财物的定义、认定标准和范围等进行明确,增强各地和各司法机关执行政策的统一性。

【解读】目前,我国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来处理刑事诉讼涉案财物处置工作。

樊崇义表示,这些规定有的比较笼统,定义不明;另外,一些处理程序不具体,造成了一些漏洞。比如,“与犯罪有关的财物”的说法,“有关”如何理解?很明显这种定义和界限不清晰。各地和各司法机关在理解上可能有不一致的地方,容易滋生漏洞。

樊崇义建议,要研究赃款、赃物、犯罪场所、犯罪工具的定义。厘清定义,才好执行。另外,涉案财物的司法程序要明确,要具体化,明确处理的主体、过程和法律效力。

党政部门不得干预涉案财物处置

【会议内容】各级党政部门要率先遵法守法,不得干预涉案财物处置过程。

【解读】近年来,地方部门干预司法的情况屡见不鲜,其中包括涉案财物的处置。

今年10月,《中国纪检监察报》曾总结了地方党政领导干预司法的几大方法:发函警告型、红头文件要求型、会议“判决”型和地方保护型。

樊崇义表示,目前地方政府干预涉案财物处理的现象比较严重。若赃物和赃款属于国库,比如涉及公共财产、集体财产、国家财产,地方不能进行干预和扣留。根据财产的所有权,归谁就是谁,以法院的判决为准。

运用法治方式开展追赃追逃

【会议内容】要加强境外追赃追逃工作,抓紧健全境外追赃追逃工作体制机制,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追赃追逃工作。

【解读】今年以来,海外追逃追赃成为“热词”。12月4日,公安部通报称,“猎狐2014”行动开展以来,先后从60个国家和地区抓获外逃经济犯罪人员428名。

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刑法研究所所长黄风表示,境外追逃追赃是一个法律问题,要依据相关国际法和有关国家的国内法律运作。另外,我国一些法律制度存在一些缺陷,可能也需要进行一些调整和改革。

追赃方面,中国的一些法律存在一些问题,不被一些国家接受。黄风说,我国目前并未建立“相互承认和执行没收令制度”。若我们不协助外国冻结、扣押被转移到我国境内的财产并执行外国的没收令,有关国家可能也不愿协助我们。

【焦点2公安改革】

深改小组会议首提“全面深化公安改革”

【会议内容】会议还就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全面深化公安改革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解读】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多处提及“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但未提及“公安改革”。

2014年10月,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仅有2处提及公安。分别是“建立行政执法机关、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信息共享、案情通报、案件移送制度,坚决克服有案不移、有案难移、以罚代刑现象,实现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无缝对接”;“健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各司其职,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执行权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体制机制。”

迄今为止,今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已召开了8次会议,昨日的会议上首次提到“全面深化公安改革”。

据公安部网站报道,今年10月16日,公安部曾召开部分地方公安厅局长座谈会,专题研究讨论推进各项公安改革。

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郭声琨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特别要紧紧围绕群众期待、社会关注、基层关心的突出问题,紧紧围绕制约公安机关职能作用充分发挥、影响公安事业长远发展的难点问题,紧紧围绕影响公安机关战斗力的薄弱环节,广泛听取意见,认真研究谋划改革举措。

郭声琨指出,一方面,要在完善人民警察分类管理、职业保障制度等体制性、机制性、保障性问题上下功夫,力求在解决基层公安机关和广大民警关心关切的难点问题上求突破;另一方面,要充分考虑公安改革的社会效果,在回应社会关切、解决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上求实效,在便民利民服务、公正规范执法等各项工作中有更大的作为,切实提高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不断提升公安机关的执法公信力。

来源:法治周末

 

(编辑:田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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