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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法舆情处置难点研究:网上追逃篇

时间:2014-08-01 16:08 点击:

核心提示:信息技术革命对刑事法律理论带来巨大冲击,网上追逃制度便是刑事案件办理信息化的产物。该制度已在全国开展近10年,为维护国家长治久安,打击犯罪、保护人民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有目共睹。然而,在进行网络追逃实施的过程中,由于法律制度不完善、操

 

核心提示:信息技术革命对刑事法律理论带来巨大冲击,网上追逃制度便是刑事案件办理信息化的产物。该制度已在全国开展近10年,为维护国家长治久安,打击犯罪、保护人民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有目共睹。然而,在进行网络追逃实施的过程中,由于法律制度不完善、操作不规范、监管不到位等问题,一些办案人员失职渎职、侵犯公民合法权利的情况时有发生,进而引发舆论对司法机关办案效率差以及公信力缺失的广泛质疑。由网上追逃而引发的舆情事件发生后,政法机关应积极、妥善地回应舆论质疑,并及时纠错、认错。与此同时,相关立法也应当进一步完善,以保证网上追逃制度的规范化实施。

一、网上追逃概述

网上追逃又名网上通缉、虚拟通缉,是指各级各地公安机关将应当拘留或逮捕的犯罪嫌疑人,以及从看守所、监狱脱逃的犯罪嫌疑人、罪犯身份信息案件基本情况发布到公安内网全国在逃人员信息系统,以供全国所有公安机关及时进行查询、比对,一旦发现在逃人员,任何公安机关都可以立即将其拘留或者逮捕的侦查措施。

随着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网上追逃这种新型侦查措施应运而生。网上追逃最大限度地整合了全国公安资源,充分利用了网络便捷迅速、扩散速度快、扩散面积广的特点,对于追捕犯罪嫌疑人、脱逃罪犯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1、网上追逃的历史渊源

1999年7月至9月,全国首次开展网上追逃专项行动,确立了“立案地为主,户籍地为辅,藏匿地协助配合,以科技信息网络为依托,社会面控制为基础,有赏缉捕为动力,信息畅通,反应快速,协作主动,缉捕及时”的缉捕工作新机制,开创了追逃工作新局面。在该项活动中,全国公安机关抓获各类在逃人员230000余名,其中部督逃犯600余名,省督逃犯3000余名,杀人在逃人员10000余名。

1999年12月7日,公安部以公通字(1999)91号文件下发《关于实行“破案追逃”新机制的通知》,明确界定了三种类型的在逃人员必须及时上网,并要求公安机关各部门、各警种要发挥各自的职责优势,结合日常业务工作,发现可疑人员,及时与“全国在逃人员信息系统”或“全国在逃人员信息光盘”查询、比对,查获在逃人员。至此,网上追逃通过文件形式被正式界定。

2001年9月至11月,公安部再次组织全国公安机关开展为期70天的追逃专项行动,行动中各部门、各警种充分发挥网上追逃的优势,运用科技手段,依托网上逃犯信息开展查缉,共抓获网上逃犯10万余名,其中部督逃犯150余名。

2002年3月6日,公安部以公刑(2002)351号文件下发《关于完善“破案追逃”新机制有关工作的通知》,对保证上网信息质量、落实缉捕奖金、规范移交抓获在逃人员作了具体规定。

2005年3月,公安部再次以公刑(2005)403号文件下发《日常“网上追逃”工作考核评比办法(修订)》,开始对网上追逃进行日常考评,健全了网上追逃长效机制,使网上追逃成为各警种、各部门日常性的工作。

2、网上追逃与通缉的区别

网上追逃与通缉相比,其不同之处体现在:首先,适用的对象不同。通缉是一种执行逮捕的特殊形式,它的适用对象是应当逮捕的在逃的犯罪嫌疑人,而网上追逃的对象不仅包括办理了逮捕法律手续的在逃犯罪嫌疑人,还包括了刑事拘留在逃犯罪嫌疑人。其次,发布的范围不同。通缉令可以通过广播、电视、报刊、计算机网络等公开媒体对外发布,为广大公众所知晓,而网上追逃逃犯信息只能在公安网上发布,仅供公安机关查询比对,它对外保密,其受众面仅限于公安机关人民警察;按照公安部公刑(2000)99号“关于办理《公安部通缉令》有关事项的通知”精神,被通缉人员信息必须先上公安网,录入“公安部在逃人员信息数据库”,网上追逃已吸收了通缉的部分职能。再次,发布的方式不同。公安机关在自己管辖的地区以内,可以直接发布通缉令,如果超出自己管辖的地区,报请有权决定的上级公安机关发布,它的效力只是在发布的公安机关管辖范围内。而网上追逃则任何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均有权发布,效力及于全国范围。最后,法律依据不同。通缉的法律依据是刑事诉讼法,网上追逃的依据则是公安部规范性文件。

3、“网上追逃”实施程序

公安机关在网上追逃中逐步形成的普遍做法是:对刑事案件立案侦查后,发现犯罪嫌疑人在逃的,可以对在逃的犯罪嫌疑人签发拘留证,将其基本情况和拘留证上网,这样无论犯罪嫌疑人逃到何处,只要当地公安机关发现踪迹,就能将其就地羁押。通常的程序是抓获地公安机关通知犯罪地公安机关,犯罪地公安机关将签发的拘留证传真给抓获地的公安机关,抓获地公安机关将传真件报经当地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后,直接将犯罪嫌疑人羁押在当地看守所。等犯罪地公安机关来人将犯罪嫌疑人带回关押后,再让犯罪嫌疑人在拘留证上签字,履行法律规定的告知本人诉讼权利、通知家属等项职责。

二、网上追逃引发的舆情事件

在互联网高度发展的今天,网上信息能即时到达全国各地公安机关甚至每个民警。网上追逃使任何犯罪份子都无法置身事外,只要参与社交活动,就随时有可能被公安机关密切监控。网上追逃监控作用远胜于在媒体上发布通缉令或在公开场所张贴几张通缉令。网上追逃就法律属性来讲类似于通缉,但其对犯罪嫌疑人的威慑作用比通缉有过之而无不及,但也容易错抓无辜,引发诸多舆情事件。

1、追逃对象错误遭舆论谴责

追逃对象错误是网络追逃舆情事件中发生频率最高的一类。

据人民网2013年12月的报道,2012年11月18日,青海省西宁市人民街派出所接到一起盗窃案件及一名自称“刘丽”的女性犯罪嫌疑人的相关材料,后嫌疑人因怀孕被取保候审。在取保期间,该派出所多次发函传讯犯罪嫌疑人到案,但该犯罪嫌疑人一直未到案,为此该派出所于2013年11月19日对其上网追逃。同年11月24日,在湖南耒阳西站买票的刘丽被湖南衡阳警方抓获并通知西宁公安局,被拘12天后,刘丽又被转至青海接受调查。而后,青海警方表示,在将其带回西宁后的进一步审查中,发现此人并非真实的犯罪嫌疑人,而是有人冒用了刘丽的身份信息,导致刘丽被当成犯罪嫌疑人而错抓。

该报道发出后,引发舆论对公安机关的极度不满。而在后续报道中,媒体引用刘丽的话:“他们搜我的身,屋里有摄像头的……那些天我听得最多的就是‘程序’,这二字在我心中的含义已经变了。”并加以反复强调,使得负面舆论再度升温。2013年12月10日,青海西宁警方在官微发布了人民街派出所“跨省误抓”的情况说明,证实该女子确实非犯罪嫌疑人,并向其及家人道歉,责任民警停职30天,表态尽快抓捕真正的嫌疑人。虽然警方的诚恳致歉,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公众的谅解,但媒体仍就此事展开热议,“跨省抓错人,不能止于道歉”、“跨省错拘孕妇背后是警方的‘懒政’”、“还是少点‘跨省错捕’的好”等言论也随之而来。

然而,青海警方的致歉言犹在耳,2013年12月19日,黑龙江省鸡西市恒山区政府干部宋东民被辽宁警方网上通缉,并在单位被戴上手铐抓走。最终辽宁警方确认抓错了人,并撤销了网上的通缉信息。当月22日,发布通缉信息的辽宁警方来到宋东民的单位正式道歉,并为其恢复名誉,还向宋东民支付了1.5万元的赔偿金,用以赔偿宋东民的精神损失以及交通、住宿等费用。宋东民在接受警方道歉后说:“哪怕辽宁警方在上网通缉我之前,能先派人到我们单位来调查一下,都不会造成今天这种尴尬的局面。”此类事件的频繁发生,引得媒体发出“公权一纸乌龙,民间几多愁容”的叹息。尽管事后警方作出了道歉并赔偿,对司法机关公信力仍然造成了严重影响。

至2014年3月,错抓事件再次发生。陕西渭南市经开区东刘村村民刘超龙被蒲城县杜家派出所的民警带走,称其与一起案件有关,让其协助调查。而后,刘超龙才得知其被杭州余杭警方网上通缉。理由是,3月12日,一名叫“王刚”的男子在杭州市余杭区驾车送一名妇女回家时,在车上对这名妇女进行猥亵后逃逸,经确定“王刚”的真实身份就是刘超龙。后杭州市余杭分局民警到蒲城深入调查,才发觉可能是弄错了,并删除了网上通缉令。媒体后续报道称,余杭警方先后两次到达渭南,向刘超龙当面致歉,并协商相关赔偿事宜。

至此,多数谴责声已趋于平息,但媒体在报道中指出警方表示此前确系误会,目前已经搞清楚是如何造成的,但是具体原因不愿透露。这一描述使得舆论质疑声再次涌起,诸多网友质问“为何不公布”、“究竟要隐藏什么”,而对于不公开的原因也产生了诸多猜测。

其实,此类错抓事件自网上追逃实施以来,便一直层出不穷。2006年7月,因与犯罪嫌疑人身份证号码相同,家住河南省郑州市北环中方园小区的胡广兴第三次被公安误抓;2006年10月,由于身份证号码与一名犯罪嫌疑人重号,迁至北京十多年的范先生刚到网吧便被公安带回派出所讯问,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他坐飞机、住店办理手续时都会受到盘问;2008年12月,河南省商水县的沈华中被公安追逃并误抓两次,还莫名其妙挨了民警两耳光,只因为他的身份证号与某犯罪嫌疑人相同;2009年,吉林省珲春商人丁庆东的身份证号与逃犯相同被公安追逃,两年时间里被4地公安错抓4次;2010年7月,武汉江岸公安根据网上追逃信息,在网吧内将小陈抓获。8月1日,温州公安调查后发现,小陈系被错误通缉,将其释放……

从诸多其案件中不难看出,网上追逃误认多因身份信息引发,而居民身份证是身份信息的载体。公民使用居民身份证的频率很高,如外出需要身份证住宿登记、购飞机票、购高铁动车票,网吧上网也需要出示身份证……与此同时,因居民身份证所造成的“灾难”也随之而来。当某公民的居民身份证号码与犯罪嫌疑人相同,或其身份信息被犯罪嫌疑人冒用,如果公安机关怠于查实,无辜公民将被错误拘捕。

2、追逃信息存疑但警方不作为遭批

据《东方早报》2014年6月27日的报道,广西玉林男子陈武青被警方网上追逃已经一年多,但当地警方既不调查抓捕,也不撤销网上追逃行为,甚至任由其进出派出所。

据陈武青介绍,2012年6月27日,其弟陈武林砍伤同镇村民唐志才后“逃走”。不久后,陈武青、陈武平、陈龙江、陈武林4兄弟同时被当地警方列为嫌疑人,成为网上追逃的“逃犯”。但事实上,案发后警方并没有到村中调查,陈武青也一直在家,并没有潜逃。陈武林潜逃6个月后被警方抓获,判刑6个月。而就在陈武林故意伤害案开庭当天,被网上追逃的陈武青还作为亲属参加了庭审。2014年6月24日,陈武青与新桥派出所所长陈桂山商谈取消网上追逃信息未果后,又从派出所返回了家中。但在自述中,陈武青说“总是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他每天想到这些,觉都睡不好,天天发愁。”对此,有律师认为网上追逃的前提是警方在已经初步确认嫌疑人有犯罪事实,而且嫌疑人已经出逃的情况下才采取的方式。而玉林警方在明知两人并未外逃的情况下,不对其进行抓捕,也不撤销网上追逃的行为,是滥用职权。该篇报道被多家媒体以“玉林怪事”为题进行了转载,招致网友怒斥警方的做法荒谬,完全不将老百姓的合法权益放在眼中。此外,舆论也对警方的不作为产生诸多质疑:为何不抓捕陈武青依法调查,或是撤销其网上通缉信息,“任由一个‘通缉犯’进出公安局,这样好吗?”不少网友猜测警方是想“收钱办事”或是“包庇渎职”、“推卸责任”。

而追溯至2009年12月5日,在山西祁县东观镇卖加油机的贾润根被太谷县水秀派出所抓走,原因是“涉嫌持枪非法狩猎,并被榆社县公安局西马派出所网上通缉”。到水秀派出所后,民警告诉贾润根抓错人了,但并没有马上放他回家,而是给他拍照、抽血、留指纹,要求他写一份承认自己因持枪非法狩猎被捕的涉案说明,对着录像机读念。一位不知道姓名的民警曾劝贾润根放弃努力,因为撤销案底要报公安部审批,特别麻烦。而且一旦撤销,就说明相关公安人员办错了案,非但抓逃犯挣的“工分”、奖金要丢掉不说,还要被追究责任。在这起案件中,警方在发现追逃信息错误后不作为的原因被体现得淋漓尽致,无非就是不愿承担办错案的责任,但这种心态的背后,视公民合法权益于不顾的心态却让司法公信力荡然无存。

3、网上追逃信息随意被撤引反思

据媒体2014年4月的报道称,青岛市李沧公安分局接到一起经济犯罪案件,案件涉及山西省吕梁市文水县人大代表王永安。但法院送达传票时,王永安已经失踪,而后,李沧公安分局上网通缉王永安。网上通缉发出10天后,文水县人大常委会派人来到青岛,持公函说明王永安系该县人大代表,享有刑事豁免权,李沧分局未经文水县人大同意,不能上网通缉王永安,并要求撤销对王永安的网上通缉。接到文水县人大的公函后,李沧公安分局按照规定撤销了网上通缉,但王永安涉嫌合同诈骗的案件并未办理完毕,办案人员称:“这个案子我们一直在办,在其人大代表资格被暂停之前,我们不能对其刑事拘留、网上追逃,但可以传唤他,以继续办案”。但事实上,涉案人大代表王永安已不知所踪。因为无法对其采取强制措施,公安部门也找不到他本人,所以案件侦办陷于停滞。

网上追逃信息受到权力部门的干预而被撤销,警方执法不公遭到诟病,但其中的隐情与无奈以及暴露出来诸多问题,特别是权力部门肆意干预司法的行为,更是遭到舆论的强烈谴责。

但此类随意撤销网上追逃信息的案例绝非仅此一则。2014年6月《华商报》报道称,2001年1月,陕西省旬阳县29岁的女工谭琴被昔日好友王开芳泼硫酸毁容。案发后,警方称 “案发几天后,刑侦大队就将嫌疑人资料交给相关科室网上追逃”。但5年后,受害人到刑侦大队查证却发现,王开芳根本没被网上追逃。直到2006年7月,旬阳警方才开始正式网上通缉疑犯。而到了2014年3月,受害人家属又惊讶地发现,“王开芳已经投案自首”,通缉令早于3年前已经撤销。而真实情形是,嫌犯并未自首,甚至网上通缉的照片也不是嫌犯,而是嫌犯的二嫂。而后,媒体报道的“隐情”令人匪夷所思,据称是一位警察主动联系了嫌犯的二哥,让其提供一张小妹的照片以供网上通缉用。后嫌犯二哥拍了自己妻子的照片交给警方,居然也被警方“笑纳”,并真的用以网上追逃,整个过程令人匪夷所思。

在这起案情简单明了、犯罪嫌疑人唯一确定的案件中,警方“随心所欲”地把不确定的照片便当作“通缉犯”,真是令人震惊不已。根据规定,在逃人员被抓获后,立案地公安机关对抓获的在逃人员要认真核对,并于押解回立案地之日起48小时内办理撤销手续。详细填写撤销表,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审批同意并加盖公章后,交给同级刑侦部门,由刑侦部门将在逃人员信息从《全国在逃人员信息系统》进行撤销录入。但在此案中,警方要撤销通缉,疑似伪造了一个“投案自首”,便随意地将案件撤了。在整个发布通缉与撤销通缉的侦查活动中,虽说极其荒诞,但如果没有受害方对这宗案件坚持不懈地紧盯,这样的“荒诞事”到现在还将是一个秘密。诸多媒体反思制度设计中的种种监督与制约,似乎完全形同虚设——至少在本案中,并没看到监督机制发挥它应有的作用。但令人欣慰的是,2014年1月,备受社会关注的深圳宝安公安分局三名民警合伙收受贿赂、违规撤销对犯罪分子的网上追逃措施,导致案犯长期脱逃一案,经深圳盐田区法院审理,认定被告人叶国雄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被告人窦文浩、李浒也分别获刑。

三、网上追逃舆情事件应对措施

如若由网上追逃而引发相关舆情事件,建议政法机关第一时间进行回应,积极引导舆论,以防事态扩大而挫伤司法机关公信力。

1、及时公布情况,积极向当事人赔偿道歉

在舆论看来,掌握着公权力的警方在抓错人之后,往往将错就错,或者是对错误发出的通缉信息不予撤销,任由其对当事人造成各种不利影响,却置公民的合法权益于不顾。其原因在于,对执法部门而言,“纠错”比“犯错”似乎要承担更大的责任。在司法实践中,执法部门将一件“错案”办成“铁案”的成本往往低于“纠错”,很多时候甚至可能因为“迅速破案”而能迅速迎合民意和上级部门的“意志”,从而获得额外的“嘉奖”。相反,如果执法部门主动承认错案,就会面临舆论和政绩考核的巨大压力。上述不合理现象,着实让人揪心。

在执法部门选择“绝不认错”的情况之下,围观的公众却有了更大的担忧:现实中,身份证件丢失、被盗,个人信息被冒用的情况时有发生,假如同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而警方又不辨真伪,进而引发更多的舆论谴责与无端猜忌。另外,在多起抓错人事件中,警方是否涉嫌名誉侵权的问题也一直被网友争论不休。因此,此类事件发生后,执法部门不能遮遮掩掩,而应及时向当事人道歉,努力消除不良影响,并积极赔偿对当事人造成的损失,以程序公正换取网友对司法的信任。同时,执法部门应当以勇于纠错的诚恳态度,消除群众对于此类事件的负面情绪,以便后续工作的开展,以及追逃工作的有效进行,防止过多的恶意揣测。

2、明确相关责任,严惩涉事工作人员

对于因办案人员重大过错导致错误通缉,或者重大过错不及时纠正导致公民人身自由权利受到更大损害的行为,有关部门不仅要积极赔偿当事人,更要追究办案人员相应的纪律、行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虽然工作失误在所难免,但是,有些错误的网上追逃信息完全是因办案民警违背程序,不认真履行职责造成的。还有些错误追逃,在公民申辩后,本可以及时核查避免损失扩大,但民警既不核实也不撤销,给当事人的正常生活造成极大困扰。如,2008年,四川乐山市王力机械设备公司总经理王敏因为身份证被冒用,在两个月内连续三次被不同地方的警方抓捕,警方本应在第一次抓捕后就撤销相关通缉令,却不及时撤销,导致王敏多次被无辜抓捕。严重干扰了其正常生活,并造成巨大损失。对这些重大过错,不能仅仅道歉、赔偿了事,更应当追究办案人员的相关责任,以增强其办案的责任心。

3、增强办案人员责任心,严肃工作作风

一些办案人员在发布网上通缉信息时,可能根本没有对被捕人员的真实身份进行有效鉴定与核查,甚至摆出一种“只要抓到就可草草了事”的不负责态度。还有个别公安机关或民警存在着明显的“懒政”倾向,怀着“抓错了不要紧,放回去就是”的心态。这些不良作风着实令人生畏,也是导致这类事件频发的根本原因。因此,执法机关办案人员必须以严谨踏实的态度进行工作:在发布网络追逃信息前,应当认真核查当事人身份信息,仔细思量办案思路是否正确;获取线索是否可靠;能否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等问题,避免将莽撞大意的作风投入到案件侦破的过程中去。

四、网上追逃的法律规范

通过网上追逃的方式将犯罪嫌疑人捉拿归案后,异地羁押措施必须适用刑事诉讼法中强制措施的规定。但由于网上追逃的特殊性,许多适用强制措施时所必须遵守的法律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存在难以执行的情况,造成法律与实践的脱节。首先,对犯罪嫌疑人拘留时无法出示拘留证。公安机关在刑事立案后,对在逃的犯罪嫌疑人必须先签发拘留证才可以上网通缉。犯罪嫌疑人在抓获地并不一定存在犯罪行为,因此抓获地公安机关只能依据犯罪地公安机关已经开出的拘留证对在逃的犯罪嫌疑人进行羁押,不能自行开出另一张拘留证,并因此成为相对的“无证羁押”。其次,抓获地公安机关羁押犯罪嫌疑人时由于没有正式的拘留证,部分公安机关认为计算羁押期限的起始点应当是犯罪嫌疑人被带回犯罪地公安机关的时间,在抓获地公安机关被关押的这段时间对犯罪嫌疑人而言,既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又可能不被计算进羁押期限。再次,犯罪嫌疑人被拘留后,不是所有的抓获地公安机关都能在24小时内就进行讯问,并及时告知其诉讼权利并通知家属。因此,犯罪嫌疑人被羁押期间的合法权利也就无法及时得到保障。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网上追逃并无明文规定,也没有相关的司法解释,由此引发了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关于网上追逃的性质,相关法律法规并未界定,因而有学者认为,应将网上追逃作为一种侦查措施列入刑事诉讼法。也有学者认为,网上追逃是建立新的通缉制度的一次变革性尝试。对于网上追逃制度的法律完善,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1、将“网上追逃”制度上升至法律层面

“网上追逃”作为限制人身自由的一种强制措施,不同于现有的通缉等七种法定侦查措施。改变目前“网上追逃”对犯罪嫌疑人合法权利的侵害,最根本的措施是将其纳入法律范畴之内。关于网上追逃问题,目前仅有1999年12月7日,公安部下发的《关于实行“破案追逃”新机制的通知》;2002年3月6日,公安部下发的《关于完善“破案追逃”新机制有关工作的通知》;以及2005年3月,公安部下发的《日常“网上追逃”工作考核评比办法(修订)》三部主要的规范性文件。但没有相关法律对此未予规范,导致程序违法甚至侵犯人权现象时常出现。因此,将“网上追逃制度”上升至法律层面显得十分必要。有必要将其作为一种单独的侦查措施纳入刑事诉讼法,确立法律地位,明确界定概念,并对相关问题做出专门规定。

2、规范程序,确保追逃对象无误

追逃对象被误判的案件一般有两种原因,一是被误认者的身份信息遭到泄露。二是办案机关发布追逃信息前没有仔细核查比对,或仅凭被害人指控、“同案犯”供述就草率上网。网上追逃并不是由立案地公安机关自己积极主动的抓获犯罪嫌疑人,而是依靠全国公安机关的帮忙抓捕犯罪嫌疑人,但协助抓获地公安无法了解详细案情及犯罪嫌疑人的详细情况,只能根据网上公布的追逃信息。因此,发布追逃信息的公安机关更应认真负责,对追逃对象进行充分了解,以确保上网对象正确。建议修订法律过程中,列举需要核查比对的信息条目,如被追逃者的身份证号、指纹、住址、工作单位等,确保抓捕对象与网上追逃对象一致。

3、充分保障被追逃者的诉讼权利

《刑事诉讼法》关于拘留或者逮捕后24小时之内进行讯问等等规定,目的之一就是为了防止错误拘留或逮捕,以便及时纠正。抓获地公安机关抓获在逃人员并送押的行为,是执行刑事拘留或逮捕的行为,只不过执行主体非立案地公安机关而已。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原则上应当是立案地公安机关,但立案地公安机关在24小时内难以到达抓获地的,应当由抓获地公安机关履行职责。如,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24小时以内,通知被拘捕人的家属。拘捕后的24小时以内进行讯问,在发现不应当拘捕的时候,必须立即释放,发给释放证明等,《刑事诉讼法》对此应作出明确规定。

来源:《南方日报》

(编辑:兰新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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