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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死刑犯 作者:吴旭东

时间:2011-10-20 18:41 点击:

  提到死刑犯,人们往往会联想到血淋淋的凶案现场。因为每一名死刑犯的背后都有一件甚至几件血案和凶案,因此如果说要去采访死刑犯的话,内心的紧张感和恐惧感是不可避免的。

 

  提到死刑犯,人们往往会联想到血淋淋的凶案现场。因为每一名死刑犯的背后都有一件甚至几件血案和凶案,因此如果说要去采访死刑犯的话,内心的紧张感和恐惧感是不可避免的。
 
  作为一名法制记者,采访死刑犯应该来说是一件很正常的事,但是凡事总有第一次。我第一次采访的死刑犯是一名正在读书的高三学生。
 
  那是在2001年2月份,我在《江苏法制报》上看到一篇题为《决战除夕之夜》的文章,文中讲述的是在2000年12月28日晚,江苏省太仓市一名19岁的高三学生将一名同是19岁的女孩王某活活杀害。看完这篇文章后,我就向领导汇报了拍摄方案,在征得领导同意后,我和摄像记者就着手做拍摄前的准备。由于凶犯是一名高三学生,而且他就读的学校还是一所省重点中学,当时我们就觉得,这样一名能进入重点中学的高三学生,为何会走上这样的犯罪道路呢?这其中到底有哪些潜在的原因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于2001年2月下旬的一天来到了案发地--江苏省太仓市。
 
  在没有见到这名杀人凶手前,在我们的脑海里想像这名杀人凶手,一定是凶相残忍,冷酷无情的人,但是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我们在太仓市看守所见到这名杀人凶手时,尽管在他的脚上和手上都分别戴有脚镣和手镣,但在他的脸上多少还带着稚气的感觉。所以当我们坐在他面前进行面对面的采访时,当时的恐惧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我们的采访就在这面对面的平和的交谈中开始了。 
 
  在与杀人凶手高昌华的交谈中我们得知,他在小学的时候成绩一直是很好的,一年级还被评为“三好学生”,但是到了三年级的时候,第一次跟别人去偷东西,当时心里也是比较害怕的,但是偷的次数多了,自己的胆子也逐渐增大。到了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偷窃的事被老师知道了,老师曾找他谈话,从那以后,高昌华在一段时间内没有与这些人在一起。但是到初中毕业的时候,高昌华又与这些盗窃的同伙人员混在一起,而且这个时候的他不只是跟别人一起去偷,而是自己一个人也去偷窃。拿他自己的话讲,“一次次的作案,一次次的得逞,一次次的没有及时地受到法律的制裁,所以自己作案时的害怕心理也逐渐没有了”。据了解,到凶案案发的时候,高昌华共盗窃十五、六次。当记者问他是什么原因致使他这样经常去偷窃,高昌华说:“自己觉得,有时候偷窃东西觉得心里很开心,有时候不去偷又觉得手痒。” 
无视法律,错误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使高昌华在犯罪的道路上越陷越深。2000年12月28日晚,他窜至江苏省太仓市太平新村的一住户家盗窃作案时,意外地发现住户王某在家中休息。高昌华为了掩盖自己的犯罪行为,竟不顾别人的生命,用捂嘴、掐脖等手段,将女青年王某活活杀死。 
 
  当记者向他讲明,杀人是要偿命时,高昌华竟平静地说道:“这个考虑过,杀人偿命。我第一天进来(进看守所)基本上有数了,因为我关在那个号子里,以前跟我一样的,都没有活着出去的,基本上都是枪毙的”。但是,当记者问他在关押期间想的最多的是什么,他流着眼泪说,他想的最多的是父母,特别是自己的母亲,因为他从小一直跟着他母亲,在小时候他母亲上班时还经常带着他。原来想自己以后考上大学,找个好工作,好好的报答父母让他们过上好日子,但现在已经是不可能的了。讲到这里,高昌华已痛哭流涕。此时的他深感“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深刻含义。 
 
   在我们去高昌华所在的学校采访时,周围的同学无不为他这样的行为而感到震惊。因为在案发的第二天,高昌华竟然还照常去上课,周围的同学讲,当时没人会想到,就在他们身边,一个活生生的人,竟是一个杀人犯! 
在我们采访结束后没多久,杀人凶手高昌华被送上了断头台,结束了他年轻而罪恶的生命。 
第一次采访死刑犯还算是比较成功的,但是第二次的采访却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情况,因为第二个被采访的死刑犯拒绝我们的采访。 
 
  我们是在2001年5月的一天得到一条线索:在江苏省南通市的海安县,一名23岁的被告人因犯故意杀人罪被当地法院判处死刑。而且据讲,这名被告人杀死的竟是自己的婶婶和堂弟。一名有着血缘关系的人为何会将自己的婶婶和堂弟杀死呢?莫非是亲属之间有什么矛盾,还是另有隐情?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于第二天就奔上案发地点──江苏省海安县进行采访。 
 
  到达的当天下午,我们就从当地公安局了解到,这名凶手叫熊凯,23岁,江苏海安人,2000年8月从扬州的某高校毕业。具体的案情是这样的:2000年8月28日上午9点多钟,被告人熊凯在海安县的一储蓄所前遇到了在海安县某重点中学读书的堂弟小熊,小熊便邀请熊凯到自己家里去玩。俩人在堂弟小熊家,从下棋到玩电脑,一直玩到中午一点左右,在这过程中,由于熊凯在下棋、玩电脑等方面都不如堂弟小熊,结果曾遭到小熊的戏言:“说熊凯堂哥你还是个大学生,这些方面都不如我。”在中午时分,熊凯在小熊家连喝了几杯水,小熊又对熊凯说,我们家的水是不是不要钱的。也许是堂弟小熊的话刺激了熊凯,于是他转身从厨房里拿了一把菜刀,对在电脑边玩全然没有觉察到一切的堂弟小熊的颈部砍了一刀。小熊受伤后立即呼叫,呼叫声惊动了中午在卧室内休息的小熊母亲周某,周某看到这种情景后,立即制止和责骂熊凯,结果被告人熊凯又举起砍堂弟的菜刀,向自己的婶婶周某砍去,在周某身上共砍了一百三十多刀。
 
  听完当地公安部门同志的介绍,可以想像这名杀人凶手是何等的残忍,手段是何等的恶劣。但是第一次采访死刑犯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尽管这名死刑犯如此凶恶,不过我想采访不应该有问题,于是我们在当地公安的配合下,决定将采访时间定在第二天的下午进行。 
 
  第二天下午两点多,我们来到了当地的看守所,当我们在指定的房间内架好机器时,就听到了室外的脚镣声由远而近,推开门一看,一名双手被铐,两脚铐着粗粗的脚镣的罪犯由看守所的干警押着向我们走来,无疑这就是我们要采访的杀人凶手──熊凯。当这名罪犯坐到我们的面前时,我们发现,他中等身材,年轻的脸上两道紧锁的浓眉似乎写着一个“凶”字,这与第一次采访的死刑犯高昌华是绝然不同的。 
 
  在与这名死刑犯一段寒喧后,我们就准备开始采访,然而,他竟要看我们的记者证。当时我想,这名死刑犯还真有权利和义务的概念,看就看吧,只要不影响采访就行。看完我们的记者证后,在这名死刑犯熊凯的口中竟又冒出四个字:“拒绝采访”。当时我们真有点晕了,因为为了这次采访,从素材准备、与当地公安局联系,安排采访场景等工作可以说是做了许多,这个时候他竟轻易地讲“拒绝采访”。看来这个死刑犯还真不好对付,但为了这次采访能圆满成功,我们立即与看守所的管教干部取得联系,希望通过管教干部来做他的思想工作,从而完成这次采访。 
 
  半个多小时的思想工作,罪犯熊凯的情绪似乎有了些好转,我们的摄像师立即打开了机器,可是马上遭到了熊凯反对,他表示还是拒绝采访。但提出只要机器不录,他可以与记者交流自己的想法。我想既然来采访了,如果他不讲也没关系,毕竟他犯罪事实是客观存在的,从他的交谈中也同样可以挖掘到他犯罪的心理和犯罪的原因。 
 
  在与他的交谈中我们了解到,他曾经生活在一个幸福的大家庭里,在父辈的兄弟姐妹中,有的是厂长、经理、还有的是国家干部,在事业上都颇有成就。因此,父辈们也对熊凯给予了很大的希望,希望他早日成材,但事情往往并非如人愿,在熊凯上高三的时候,由于他自己感觉成绩不好,因此不想上学,在其父母亲做他工作无效的情况下,熊凯的父母就让熊凯的婶婶周某做他的工作,但这一切反而使熊凯认为,其婶婶的关心是对他的一种鄙视。实际上这个时候的熊凯心理已有了一种扭曲,他总认为别人的关心不是真正的关心,是对自己的一种嘲笑。以致于在他考上扬州一所普通大学后,其婶婶周某曾经说他怎么考上了个普通学校这句话时,他更是耿耿于怀。在案发的时候,他将新仇旧恨集中到他的婶婶身上。如果说他对自己堂弟熊雄的一刀是故意伤害,那么,他举刀砍向自己婶婶一百多次则是故意杀人。 
 
  在与死刑犯熊的交谈中我们感到,脆弱的心理承受力和没有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是熊凯走上犯罪道路的主要原因,再加上他过激的冲动行为,导致了这起惨剧的发生。在采访完这起案件后,我们也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说杀人凶手熊凯在案发前的心理能及时地加以纠正,对自己所面对的挫折能正确地对待,那么这样的惨剧也许就不会发生。 
两次的采访应该说是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尤其是第二次的采访,被采访的凶犯拒绝采访的态度至今还是记忆犹新,当然这也为以后的采访提供了思想上的准备。 
 
  2002年1月11日,我在某报纸上看到一篇题为《三年单相思 一朝起杀心》的文章,文中讲述的是在江苏省句容市,一名31岁的男青年将自称自己苦苦追求三年的女朋友活活杀死。2001年12月24日,这名被告人被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处以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这是一起青年男女恋爱方面的案件,目前像这类因恋爱发生的纠纷时有发生,如果说能从这起案件中给人们一点启发,那这样的节目肯定会受到观众们的喜爱,正是有了这样的想法,我们随即与当地公安局和法院取得了联系,据了解得知,这名被告人口头表达能力较强,我想这倒为节目提供了采访成功的机会,因为采访的同期声精彩,可以说是节目成功的一半,于是没过几天我们就到达句容市公安局,对关押在当地看守所的被告人曹巧兵进行了采访。 
 
  刚接触这名死刑犯,从他的脸上一点也看不出对死的恐惧,对我们的采访也很茫然,似乎随你怎么采访都可以,我们的采访是他怎么认识被害人开始的。 
 
  据这名死刑犯曹巧兵讲,被害人名叫徐晓庆,被害时年仅23岁。1998年,曹巧兵与被害人徐晓庆是在当地一个鞋厂打工而认识的。曹巧兵讲,自己一见到徐晓庆,仿佛几百年前就已熟悉。在采访时他对我们描述:“如果我这一辈子是一个女的话,那应该就是徐晓庆,如果她这辈子是个男的话,那应该就是我。这种天衣无缝,连我自己都无法想象。”实际上,这种感觉只有他自己知道。时年只有20岁的被害人徐晓庆对此全然不知,后来在一次偶然的工作机会里,曹巧兵与徐晓庆进行了一次同事间正常的谈话,可是这一切曹巧兵却认为徐晓庆的话异常“精彩”,觉得与他讲话表示了俩人有那个意思了。这种畸形的恋爱观驱使了曹巧兵的整个神经,以致于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在1999年7月,被告人曹巧兵还买了帽子、墨镜,甚至还买了望远镜,用来跟踪和观察被害人徐晓庆的动向,这一切引起了徐晓庆的极力反对,而且明确告诉曹巧兵,俩人的关系只是普通朋友。但是曹巧兵仍然不死心。在以后的日子里,被害人徐晓庆调离了原单位,到了新的工厂上班,曹巧兵又一次次地去找她,直到在2001年10月29日晚上,曹巧兵发现徐晓庆与她的男朋友在一起时,他认为自己在爱情的道路上已走到了尽头。在采访时他对我们讲:“自己已感到这种幻想已经全破灭了,已经走到完全绝望的境界了,再往下走已经不现实了”。以致于在2001年10月31日,他看见徐晓庆从当地的一家银行走出来时,他拔出身上携带的尖刀,将自称自己苦苦追求三年的女青年徐晓庆活活杀死。在采访中,被告人曹巧兵也谈到,对于自己这样的行为,在作案时他也知道自己肯定要判死刑的,但又对我们讲,他不同于一般的歹徒,他是为了爱情,为了这种所谓崇高的爱情而去做了这样的行为。当然,在谈到他犯罪的原因时,他也讲到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对于他与被害人之间所谓产生的爱情无法去理解,第二个是感到对人生的绝望,自己感情用事,最后酿成了这样的惨剧。 
 
  三名死刑犯的采访感受很深,在采访这三名死刑犯之后,我觉得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人之将死,求生的欲望都比较强烈,面对法院的判决,面对法律的威严,才真正意识到生命的可贵,才真正意识到对社会、对家人的伤害。尽管如此,作为一名法制记者,每当面临这样的死刑犯,即使他已经死到临头,但每次在采访结束的时候,总要教育他们一番,跟他们讲一讲法律常识,说一说法律需要每个人去遵守,我们每一个生活在社会中的人都应该按照法律的准则去规范自己的行为,千万不能一时冲动,酿成恶果。这些话,对于死到临头的死刑犯来讲,尽管已经是亡羊补牢,但作为一名法制记者的我还是想说一说,讲一讲。(完)
 
 

(编辑:田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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